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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断亲:“我不是谁的下一代我是自己的最后一人”

时间: 2024-01-26 18:17:11 |   作者: 产品展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断亲”了。一般而言,断亲指人们不愿意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有的人更决绝,连父母也不愿意来往,更不愿意拥有下一代,是彻彻底底的个人主义者。

  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断亲的人也许是张爱玲。她不仅不愿意和亲戚来往,和要好的闺蜜、亲生的弟弟以及父母也断了联系。她一生没有过孩子,人生的最后三十年在美国独居,几乎谁也不见。这不仅仅是断亲,简直是断人了。

  按照情理推测,张爱玲的避世或多或少与曾经受过的伤害有关。在《小团圆》里,她借他人之口评价自己——“她是个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只有她母亲和之雍给她受过罪。”

  张爱玲的母亲叫黄逸梵,以今天的标准看,她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女性。她出国、离婚、坚持让女儿受教育而不是早早嫁人;她在国外学绘画、雕塑,落难时则自食其力在制皮厂当女工挣钱。这个裹着小脚的女人身上充满了领先于时代的传奇性,尤其在当下女性看来,更是符合女性“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追求。

  张爱玲和母亲一同生活的时光,满打满算只有六年。这六年成为张爱玲独居的晚年不断用写作回到的现场。今天的文章,作家蒋方舟将借助张爱玲的自传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探寻她晚年反复把玩这段记忆的缘由。

  《雷峰塔》讲的是女主角琵琶(也就是张爱玲)从幼年到逃离父亲,投奔母亲那段时期。在鲁迅的《雷峰塔的倒掉》里,雷峰塔是父权的象征,它倒了,被压了千年的白蛇也就能出来了。所以《雷峰塔》可以看作是描述父权的倒塌。

  这本书虽然是回忆父母,但是直到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一处,母亲才出现。因为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出国了,父亲又总住在外室那里,所以小小的张爱玲在大宅子里游荡,和老奶娘聊天,翻捡关于母亲的记忆:

  美丽的母亲在镜子前梳妆打扮,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美丽的母亲在整理行李,满屋都是洋服、香水、檀香扇和古董。

  直到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才回国。母女重逢的场景没有愧疚和眼泪,而更像一个粉丝接受偶像的检阅。母亲嫌张爱玲上衣穿得太紧,裤子像抽大烟的。张爱玲气得想哭,那是她最好的衣服。

  不过,母亲的回归还是给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生机。母亲三下五除二地勒令父亲去医院戒大烟,又令全家迁到上海,挑了一幢奶黄色的房子,有阁楼、后院、中央暖气。她还让孩子自己选房间的颜色,张爱玲选了橙红色,隔壁书房是孔雀蓝,她觉得那像是神仙的世界。

  母亲还给孩子们彻底体检,又重新请了先生,教孩子们画画弹钢琴学英文,告诉他们要不说谎、不依赖。张爱玲多么仰慕自己的母亲啊,她画的人永远像母亲。

  此时的张爱玲把世界分成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是旧中国的,是她的父亲、舅舅、鹤伯伯、所有的老太太,是房间里萦绕不去的烟雾,是早早就逼女孩嫁人;母亲那边则全是好的,是西方的和社会化的,是母亲、姑姑和其他可爱的人,是一个精致的家,是美丽的瓷砖颜色,是煤气炉子和暖气。

  然而张爱玲和母亲这段幸福的相处非常短暂,母亲这趟回国其实是和父亲办离婚的。在那个时代离婚简直骇人听闻,但对张爱玲来说,在初始的畏惧褪去后,她立刻就接受了。离婚也是西化和现代化的一步。

  离婚之后,母亲立刻就要去英国。张爱玲也想和母亲去,但她知道,自己没资格提这个要求。她对母亲说:“我们不要紧。”意思是让母亲不要有心里负担,也不用觉得对自己有道德责任,让母亲放心出国,自己也想像她母亲一样勇敢。

  在父亲家里,张爱玲最大的敌人是继母,继母把张爱玲的母亲视作假想敌,因此把怒气全部发泄在张爱玲身上。继母打了张爱玲,又向父亲告状,父亲把她囚禁在家里。在一个夜晚,张爱玲逃出家,投奔母亲。

  《雷峰塔》至此结束,张爱玲追随母亲,成为第二个逃出雷峰塔的女人。雷峰塔当然指的是父亲的那个家。有意思的是,张爱玲虽然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父亲家度过,可她的视线却是从母亲西化的公寓眺望雷峰塔,带着批判审视那个父权的旧中国。

  这个视线对父母世界的划分,也能成为我们解读张爱玲作品的一个密码。张爱玲写到中国时,很像是一个来自西方人的窥视。

  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频繁出现的男主角都是一类人:混血、华侨、或者是有留洋经历的中国人。他们对女主角的爱,都掺杂着一种对旧中国的乡愁。但是这种古老的东方情调细看之后就褪了色,丧失了美丽。古老的中国风情成了瘾君子、医生眼里的一块肉和一条大白蚕,于是西方幻灭了。

  这就是张爱玲和当时当世其他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学者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理论,即在文化视角下,东方是被西方所想象、所塑造的刻板印象。在此之前,张爱玲的作品就深刻而生动地展现出东方在西方凝视下的美丽幻影与难堪真相。

  说回张爱玲的母女关系,在《雷峰塔》这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非但看不出张爱玲对母亲的恨,反而还看出了一种深深的眷恋和崇拜,这种仰慕甚至超越了一般的母女之情。然而,这种仰慕后来变成了恨。

  《易经》这本书讲述了张爱玲投奔母亲之后,被母亲资助去港大求学,后来又回到上海的历程。

  它的英文名叫作《the book of change》,或许指的是战争引起的大时代变化,但我在其中读到的,却是她和母亲之间距离的一直在变化:由一开始远观的仰慕、讨好的冲动,到近看的失望,以及最后离开的决然。

  在《易经》的开头,女主角琵琶给母亲买花,千挑万选,斥巨资买了一枝最大最美的芍药,包在卫生纸里送给母亲。结果被母亲发现因为花朵太重,花蒂早就断了,用铁丝撑着。琵琶大受打击,耳朵里轰然一声巨响,感觉自己怎么这么傻。

  张爱玲很多作品的很多细节,都是关于怕母亲失望的诚惶诚恐。处女作《我的天才梦》讲了她十六岁时,母亲从法国回来,将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发现女儿不会削苹果、怕见客、生活技能上是个废物。母亲对张爱玲说:“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在晚年的自传里,张爱玲也专门写到自己搬一把沉重的椅子,把地板刮坏,结果母亲骂自己是“猪”。“无法让母亲满意”这个恐惧竟然贯穿了张爱玲的一生。

  《小团圆》里有个细节,张爱玲看胡兰成另一个情人的照片,发现照片里的少女是个甜美淑女,第一反应竟然也不是嫉妒,而是觉得那才是母亲理想中的女儿。

  因为无法让母亲满意,所以处处小心翼翼,处处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处处问心有愧,这种愧疚在涉及到钱的时候到达了顶点。

  在逃离父亲家之后,张爱玲的学费都是由母亲出。她站在公寓的顶楼上,内心计算母亲为她花的天文数字,想到因为战争可能去不了英国,那何时才能挣钱,把钱回报给母亲。想着想着,简直要从顶楼跳下去。

  说到这儿,我觉得或许可以解答一个困惑文艺女青年的千古难题:为什么张爱玲会爱上胡兰成?

  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得简单。胡兰成听说张爱玲欠母亲一大笔学费后,立刻拿了一大箱子钱给张爱玲,来自自己办报的经费。那天之后,胡兰成开始在张爱玲家留着吃晚饭,关系更进一步。而到了两人分手的时候,张爱玲还给胡兰成三十万。

  我觉得用“两讫”来形容张爱玲是最恰当的,两不相欠,人对自己好,就一定要还回去。这种“两讫”或许来自于她和母亲的关系。她说,父亲的家虽然代表了她不喜欢的一面,但有种中国式的亲情羁绊,她知道永远可以回到那里,但母亲早早摆明自己不欠她和弟弟的。

  在那篇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里,鲁迅说,娜拉出走,除了觉醒的心,最重要的是必须富有,要有钱。那么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到底有没有钱呢?

  她断然离开旧式封建旧家庭、成为娜拉出走之后,也靠变卖古董为生。学画画和雕塑都是陶冶性情,主要志向还是全球旅游和全球恋爱。在这一点上,她竟然和她所逃离的纵情声色的丈夫没什么区别,两人殊途同归地挥霍祖产。

  父亲躲在旧日的荣光里麻痹自己,母亲裹着小脚英勇滑雪追赶新时代,旧的丑态百出,新的也过犹不及。也是多年之后,张爱玲才发现父母原来不分伯仲,“他们都是过渡时代的人”。她还在一篇名为《造人》的散文里写过:“父母大都不懂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父母的为人。”

  张爱玲彻底看清母亲,是在她上港大之后,母亲来找她,两人在浅水湾饭店相处那一段。这一段在《易经》和《小团圆》都用很大的篇幅去写,足见其重要。

  首先是关于八百块钱的风波。张爱玲因为成绩好,被老师发了八百块钱的奖学金。她献宝似地把钱给母亲,结果母亲在赌桌上一口气把这笔钱都输了,同时还怀疑这笔钱是女儿出卖身体、牺牲贞洁换来的。

  后来母亲又因为和外国情人交往过密,被香港警察局拘留一宿,出来之后母亲讲自己和各种男人的关系。张爱玲的姑姑也说过,张爱玲的母亲不知道在国外打了多少次胎。讲着讲着,母亲哭了起来,说到肉体关系,甚至说“我不要,是别人想要,他们逼我的”。

  母亲需要爱。张爱玲小时候偷看过母亲锁在抽屉里的情书,还在公寓顶楼上看过和母亲约会的军官。她那时候觉得恋爱真好,尤其三十岁之后的恋爱轻巧又世故,不像二十岁前,只能一心一意找丈夫。

  但是直到浅水湾的夜晚,在这次母女的饭桌上,张爱玲才看到母亲独立风流背后的绝望和可悲:她不是收放自如的恋爱玩家,而是等着施舍的乞讨者,一点爱就能让她的姿态变得自轻自贱,简直喜乐哭笑都由人。

  母亲准备去加尔各答投奔一个自己的情人,劝张爱玲说:“我这辈子是完了。总是一个人来来去去的,现在才明白女人靠自己太难了,年纪慢慢的变大,没人对你真心实意。”

  母亲“迈着她的缠足走过一个时代,不失为她淑女的步调。想要东西两个世界的菁华,却惨然落空,要孝女没有孝女,要坚贞的异国恋人没有坚贞的异国恋人”。这就是第一代娜拉的命运,最后只剩下一个看似潇洒、其实苍凉的手势。

  当母亲没有钱,没有家庭,没有爱,回身一看时,发现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她处处看不惯,训练不出来,曾经小心翼翼地爱慕着自己,现在却只盼着还清恩情后两讫的女儿。

  张爱玲受不了母亲的哭泣,更受不了自己责难的沉默。她想说,“我不会裁判你,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有时候对我错了,而那是因我们本不该在一起。”

  “链子断了”,在经历了浅水湾酒店的相处之后,张爱玲写。是亲情的链子,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孝道是单方面的爱,“每一代都对父母怀着一份宗教似的热情,却低估了自身的缺点对下一代的影响。”

  对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来说,她奉献给自己母亲的爱,却没有在自己的女儿那里得到回报。

  黄逸梵很怕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张爱玲的外婆。当年黄逸梵说自己想读书,结果被母亲一句话噎回去,眼泪都要掉下来。她缠足、嫁人,都是母亲一手安排的。

  黄逸梵的婚礼如葬礼,花轿是紧闭的微微荡荡的黑盒子,亲人一路哭泣,鞭炮像开赴战场的号角一样送行。新娘穿上层层衣物,又像尸体一样头上覆着红巾,被献给了命运,切断了过去,不再有未来。那一幕是活生生的“吃人的礼教”。

  黄逸梵结婚之后,反而放飞了自我,出国、离婚、找情人,样样都不落,终于冲出了礼教。可到了张爱玲这一代,她的整个成年生活覆盖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乱世顽山恶水,天地玄黄,早就改朝换代,连小脚都不用裹了。她对抗了一辈子的“礼数”早就荡然无存,出走的起点没了,她的牺牲与抗争失去了一切意义,也回不去失去的人生。

  此时,发现了自己什么也没抓住,两手空空的黄逸梵寄希望于女儿,希望张爱玲像自己一样,服从上一代,为上一代牺牲自我,这是多么荒谬的要求。

  张爱玲怨恨母亲,张爱玲的母亲又怨恨自己的母亲,而那个母亲又怪上一个母亲,这个推责的游戏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一直推到女娲为止。但在张爱玲那里,链子断了,她把自己的孩子冲进了马桶,没有人会把生命所有罪责都推给她。

  如果说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半吊子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只想获得好处、不想付出代价的、“既要也要”的个人主义者,那么她所培养的下一代,成为了真正的、最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张爱玲形容自己“母不母女不女父不父夫不夫友不友”,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断亲,乃至于断人。

  我想,所有的“断亲”本质上都是对上一代最大的叛逃,它是向上一代的喊话:我不是谁的下一代,我是我自己的最后一人。

  张爱玲后期的写作经常是自我重复的,同一件事情反复写,就像浅水湾的母女晚餐被写到了不同的书里。

  她在美国的四十年过着几乎自我监禁的生活,一个亲人都不见,她在不断更换的酒店里,反反复复把玩摩挲自己的童年往事,写下来,像是替自己报仇,像是还债,也像是哪吒剔骨还父的壮烈。

  有意思的是,当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回忆时,书写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讲她和母亲的第一次牵手。

  在张爱玲23岁写的《童言无忌》里,她第一次见到这次牵手,说:“在孩子的眼里她(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而到了写《雷峰塔》的时候,张爱玲四十多岁,人到中年,记忆变得温情而漫长,她写母亲“打量着来来往往的汽车电车卡车,黄包车和送货的脚踏车钻进钻出”。觉得有牵着女儿手的必要,几乎无声地“啧”了一声, 抓住了女儿的手,抓得太紧了点,倒像怕她会挣脱。

  女儿“没想到她的手指这么瘦,像一把骨头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这是她母亲唯一牵她手的一次。感觉很异样,可也让她很欢喜。”

  她对母亲的记忆变得很温柔,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张爱玲的母亲在伦敦去世了。去世的前一年,还给新婚的张爱玲寄去了280美元,缓解了女婿的困顿。母亲死的时候,张爱玲没有去,后来收到母亲的一箱遗物,在那时,有些困惑和犹豫的亲情涌上心头,让她给记忆加了一层色彩。

  但是到了十年后,1975年,55岁的张爱玲在《小团圆》再写这次牵手,却说母亲的手指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地夹在自己手上,张爱玲内心很乱,母亲显然也有点恶心。

  母亲年轻的时候,出国回国又出国,极其任性又自私地改变着自己与女儿之间的距离;而在母亲死后,张爱玲则把记忆拉近又推远,改变着自己和母亲之间的距离。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后来定居伦敦,也是一个人生活,在制皮厂打工,还从孤儿院领回一个孤女陪伴。黄逸梵像当年张爱玲当淑女一样着小女孩,但那孩子怎么教都教不好,黄逸梵很生气,把孩子还给了孤儿院。

  张爱玲和母亲都以自己的方式尝试修复过去,却又以失败告终。最后换来一句母女之间最残酷的断语——“我们本不该在一起”。

  但张爱玲屡屡孤身回到过去,并非一无所获。在她的自传里,我们得知她原谅了父亲。她小时候,在父母两个世界穿梭的时候,总是把父亲的丑态和笑话学给母亲和姑姑听,她们听了嘲笑父亲“恶心”。

  张爱玲看待父亲时也总带着耻笑的视角来取悦母亲。但多年之后,她才重新发现原来父亲总喜欢夹菜给她,又每次挖出鸭脑子来给她吃。父亲在经过张爱玲时,偶尔伸手揉乱她头发,叫她“秃子”。她很不服,因为她头发非常多,多年后才悟出他是叫她“toots”,是“亲密的人”的意思。

  所以从书写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当下,也无法改变未来,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过去。所以张爱玲在记忆当中原谅了父亲,而对于母亲呢,她虽然看清了母亲,理解了母亲,却始终没有原谅母亲。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母亲与女儿:无限人生书单第16季》第2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